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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11:09:40【3409754】
并不少见。 28日全省气温较27日稍升,但依旧感觉寒冷。广州市28日7时气温仅6.3℃,到上午10时升至9.4℃。据预计,29日,影响全省的冷空气逐步减弱,气温回升,广州市最低气温有望回升至10℃左右。3月1日,气温回升和湿度加大,使得上周末刚刚离去的“回南天”现象重返广州。 广州市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零星小雨,早晚有轻雾,气温介于9℃-16℃之间。29日夜间到3月1日,多云到阴天,有轻雾,气温介于14℃到21℃之间。 颜英、林良勋 羊城晚报讯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27日发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省内非广东户籍人士最不满意本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超过九成受访外来人员表示希望子女享有本地孩子同等入学待遇。 受访外来人员总体评价积极,对本地经济发展、居民就业收入、社会服务和设施给予较好评价。在外来人员最为关注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四大保障方面,受访者普遍认为养老、医疗保障均等化有所推进,但覆盖面仍有欠缺。但对子女在本地上学的总体评价普遍不满意,近五成人认为学校变相收费、乱收费现象“严重”或“比较严重”。四成受访外来人员子女就读于民办学校,这一比例远高于本地居民近两成。96%的受访者“支持”外来人员子女享有本地孩子同等的入学待遇。(黄海云 梁幸枝) 黄海云、梁幸枝 (黄海云 梁幸枝)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玉杰报道:“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前夕,全国妇联决定授予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10位优秀女性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其中包括“最美妈妈”吴菊萍、青蒿素的研发者屠呦呦以及粤剧艺术家红线女等。 她们是:面对生死抉择,毅然挺身接住坠楼儿童的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职工吴菊萍;带动国际抗疟领域工作取得新突破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中国人民解放军72556部队16分队政治指导员房萍;江苏擎天信息科技集团董事长辛颖梅;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渎局局长郑喜兰;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廿里堡街道南屯村农民南秀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电影公司经理、女子放映队队长常寿兰;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棉纺织工厂一织造车间织布帮接工张兵兵;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党总支书记支芬;德艺双馨,为振兴我国粤剧事业奉献一生的著名粤剧艺术大师、粤剧“红派”表演艺术创始人红线女。 身为著名粤剧艺术大师、粤剧红派表演艺术创始人,红线女从艺70多年来,主演过近百部脍炙人口的粤剧和90多部电影。她四处奔走呼吁,成立红线女艺术中心,建设广州重要文化殿堂。热心公益,设立“爱心助学”基金,资助畲族村贫困儿童上学,捐40万元援建灾区学校,拨10万元为少儿粤剧培训经费。2010年,还捐出10万元资助西藏话剧团发展。 据悉,红线女早在1960年就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女先进工作者,1992年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粤剧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2010年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终身成就奖”,2010年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等。 黄玉杰 毛建国 中国第一高楼有可能移步武汉。有消息称,正在兴建的中国第二、世界第三高楼606米武汉绿地中心,目前正计划更改规划进行拔高,很有可能超越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成为中国第一高楼。(2月27日中新社) 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城市现代化的认识,常常是通过高楼体现的。似乎,一座城市没有几座摩天大楼,就不洋气,就不能称为现代化城市。然而,这种理念已经越来越受到业界的诟病。城市是人的集合体,城市的现代化应该围绕着实现、满足人的需求。而高楼的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的天际线,透支了城市资源,给人带来了沉重的压抑感。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高楼体现出来。 不能说所有的高楼都没有建的必要,但就已经建起来的高楼来说,却不是所有的都必要。对于一些城市来说,高楼提升了城市形象,提高了城市的承载能力,比如508米的台北101大楼,441米的已倒塌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但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必要建高楼,更不是所有的地段都适合建高楼。现实中,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许多建起来的高楼往往成了风景的“破坏分子”,安全的“危险分子”,资本的“投机分子”。 而且,高楼也不是想建就建的。能不能建“第一高楼”,权力说了不算,资本说了不算,民众说了也未必算,只有规划说了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建筑物的高度,也应该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从“中国第二”到“中国第一”,武汉绿地中心高度变化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城市高度规划,到底有没有严格执行城市高度规划?城市规划到底是几个人定下来的,还是经过广泛讨论产生共识后形成的?这些都亟需回答。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教授周复多曾经说过,“我们不能与风景试比高”。这20年来,扬州主城区严格限高,扬州瘦西湖天际线20年不变,这成为扬州古城保护的象征性范例。对于城市来说,规划高度,保护天际线,把建高楼的热情转化为更好地设计提升城市,更能提高人的宜居指数,更能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指数。需要强调的是,城市没有必要在高楼上找自尊,城市的现代化与高楼也没有必然关系。 毛建国 杨于泽 今日论衡之世相评弹 合肥少女周岩拒绝初中同学陶汝坤求爱,被纵火毁容。对于陶实施暴力的动机,陶父解释是两人早恋,而周岩另结新欢,陶不能正确对待。对此周母矢口否认,指早恋之说是为陶汝坤开脱罪责。但周岩又承认,自己曾被迫与陶汝坤交往。 陶汝坤与周岩是否早恋,眼下似乎成了一些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周陶两家攻防的重点。陶父指两人早恋,大概是想证明“事出有因”;而周母矢口否认“早恋”,是担心“早恋”说可能为施暴者“开脱罪行”。随着两家人的攻防和媒体的关注,问题的焦点悄然发生偏移,原来暴力令人震惊,现在早恋似乎成了谈资。 自然,要厘清整个事件,就得先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的确是早恋引发惨剧,我们也没法回避。但这里所谓“早恋”之说,其实是在暗示陶汝坤纵火毁容的某种合理性。从现有公开信息来看,所谓早恋可能更多的是陶汝坤的单恋,周岩转学加休学,他却穷追不舍。陶父硬指“早恋”,应是想为儿子施暴找“理据”,这正是周母所忧。一种早恋导致暴力的逻辑,已隐然与跃然其中。 我们有充分理由为这种隐性的逻辑担忧,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一种企图将暴力合理化的逻辑。现实中为将暴力合理化的类型很多,比如2010年“南平血案”发生后,一位作家就在微博上说,行凶者医术高明,挽救过不少人的生命,但无力购房,恋爱十余次均告败,42岁仍单身,暗示校园血案是好人报复一个不公的社会。再比如,有人宣扬贪官当道导致社会不公,使人对社会心怀不满,所以他们主张校园血案行凶者应当去杀贪官。按照类似的逻辑,如果周岩和陶汝坤早恋了,甚至“另结新欢”,则陶汝坤就有了报复周岩的“合理解释”。 但对一个自己爱恋的异性施加暴力,这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谅解?在人类社会,暴力可能永远都会存在下去,但暴力也永远只能在阴暗角落里发生,不光彩,也不应当被谅解。社会心理学上,的确有“因爱生恨”之说,但存在并非合理,仇恨到去杀人放火既为法律所不容,也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与宽容。 有人拿“早恋”说事,其实是他们在潜意识里把“早恋”当成了坏脾气、暴力的一个垃圾桶。既然早恋了,放火、毁容甚至杀人都是“题中可有之义”,其实这是对早恋的污名化。“早恋”是在校中学生之间的恋情,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恋情。既然是爱,人们就要懂得什么是爱,真正去爱,爱没有理由转化为杀气腾腾。“早恋”并不例外,没人有权在爱的旗号下突变成野兽。 换句话说,“早恋”标签并不能使暴力获得一丝一毫的合理性,相反,“早恋”标签下的暴力使我们看到未成年人身上的戾气,看到了家长、学校的失职与失败。 杨于泽 1000辆高峰出租车上路载客的消息,令饱受打的难困扰的广州市民欢欣鼓舞。尽管数量如此之小,并不指望它们缓解多少。 广州是国内最早发展出租车的城市,近二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一倍,城区面积增加数倍,但是出租车数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眼睁睁地看着广州从全国打的比较方便、便宜的城市,变成打的贵打的难的城市,若总结当年的“大变”计划,出租车领域算是实现了。 现在按照人均出租车拥有量计算,广州当属最少的城市之一。广州户籍人口800万,出租车总量1.8万,万人只有20来辆,北京万人拥有出租车超过60辆,上海接近40辆。有资格跟广州争倒数第一的只有杭州。杭州由于是旅游城市,游客多,所以在网络和媒体上批评的声浪比较大,才没让广州成为众矢之的。 从打的易剧变为打的难,反映地方领导执政偏好发生巨变。控制出租车数量理论上的好处是减缓了道路拥堵。实际道路拥堵的因素有很多,香港有1万8千辆出租车,与广州相当,香港无论道路面积还是常住人口都远不及广州多,拥堵程度却低很多,可见出租车数量与拥堵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国内城市容易发生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公车数量庞大,由于油费、保养费由“阿爷”埋单,公车使用率远高于私家车。私家车车主往往会根据拥堵状况调整出行方式,公车就缺乏调整动机,故此政府层级较多的省会城市往往是汽车拥堵重灾区。 地方领导执政偏好之所以发生变化,可能因为路面交通他们看得见,市民打的难的怨气他们听不到,听到了也听不懂,听不进去。和所有政府管制一样,控制出租车数量必定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只是这笔巨大损失很难测算。为了让领导听进去,我勉为其难地算了一算。 广州日均客运量1280万人次,出租车每天拉客是170多万人次,占总量13%;上海日均1660万人次,出租汽车日均客运量310万人次,约占总量19%。如果广州出租车客运量参照上海的这个比例,那么,出租车客运量还可以增加70万人次。这70万乘客,假如平均每程20元计,每天1400万元的士费,一年下来超过50亿元。对于客商和游客来说,地铁并不能取代公交车,更不用说挤公交车了。间接损失放大十倍不算离谱吧,那么广州仅因限制出租车一项就损失500亿元收入,占GDP总量的4%。 高峰期出租车可以避免高峰期交班现象,又不会增加空闲时段空跑车辆。只是1000辆太少,希望在经过短期运营之后,果断追加数量。至于的士司机收入减少,那根本不是问题。50亿的蛋糕放在那里等着切,政府从每个司机身上少收一点承包费无足挂齿,从新投放的的士身上收回来绰绰有余。 余以为 余以为 首席评论 李 妍 著名经济学者陈志武 (微博)曾有一本著作《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这个问题,大概算是国人自古遭遇经济困境的一大天问。如今,世易时移,无论是从数字统计还是从奢侈品消费盛况来看,国人似乎都已经摆脱了“不富有”的困扰,有时甚至成为“钱多人傻”的代名词。但可支配的钱多了,内心未必就能获得笃定的安稳。那句“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疑问尚未完全解答,“我们为什么富有了却不幸福”,反而成为新时代的天问。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某商场财务部门中层管理人员毛女士,每月税前收入约为1.5万元。在她看来,自己的工资水平连“小康”都达不到。她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为“挣钱”而奋斗着。“北漂”小姚也表示,自己税前收入约7500元,但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生活在北京让他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人们普遍有一个疑问,北京人均GDP已达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为什么生活于北京的“我”还是不富裕? 这样的焦虑与疑问,恐怕并不仅存在于北京。对许多身处都市,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奔波的人们而言,怎样获得一条安全的底线,怎么达到一种对未来稳定的预期,显然越来越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 尽管北京、上海去年的人均GDP已经接近富裕国家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北京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超过了12276美元的“标准线”。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人均GDP的约40%,比一些富裕国家至少要低10个百分点(据中新社)。这其实也是在说,人们拿到手上可供支配的收入,远远不如GDP的账面数字美妙。 另一个与GDP及公众消费观感有关的数据分析则是:税收增速高于GDP增速。比如,高比例、大规模的间接税通过商品价格向全社会转嫁,使税收与物价呈现高度关联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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